日前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0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，其中“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个祭祀坑，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展开”高居第二位。1986年，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祭祀坑，充满异域风情的金权杖、极度夸张的青铜纵目面具、造型瑰丽的青铜神树、神秘肃穆的青铜大立人像先后出土，三星堆文明以冷艳、神秘的姿态迅速走进大众视野。
然而30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偏安西南一隅的古国仍然有许多待解之谜，引发人们的种种猜想。如今新的祭祀坑发掘工作已经开启，历史的谜团会得到解答吗？
李白在《蜀道难》中写道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”，短短几句，将一个神秘的古蜀国跃然纸上。当然，古蜀国的历史绝不可能有四万八千年，中原文明与巴蜀文明也并非从没有交流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古蜀国都只存在于《蜀王本纪》和《华阳国志》这两本书中，一些荒诞、离奇的描述，更是让人们对这段历史充满好奇。直到1986年，伴随着三星堆最重要的两个器物坑出土的一根金杖，才让人们确定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部落，而且还有着十分明确的等级制度和王权归属。
◆发现三星堆
出四川省广汉市往西，顺着鸭子河往上游走不远，就是三星堆的所在地了。过去，三个一字排开的土堆耸立在一片田野上，因其东北方有一段残破的土城墙遗址，状似弯月，当地人就将这里称作“三星伴月”。后来考古发现，这三个土堆其实是三星堆古城墙的一段，随着人们生活、生产时不断取土，最终被挖成了三个堆。清嘉庆年间《汉州志·山川志》里有记载：“三星伴月堆，至四十五里。”不过当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，“三星堆”这个看似随意的名字，会伴随着一项重大考古发现，蜚声海内外。
1929年，当地一个叫燕道诚的农民，带着家人在院子里一条水沟旁挖坑，以便使用水车的时候，无意中挖出一批玉石。燕道诚感觉这些东西价值不菲，赶紧上报给当地**。后来不少古董商人闻风而来，争相购买这批“广汉玉器”，燕家院子挖出宝贝的消息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
1934年，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**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这里，开始对三星堆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。通过10天左右的时间，考古队挖出了600多件玉器、石器及陶器残片，并据此推断这些器物的时间“从铜石并用时代到西周初期”。
此后，三星堆地区的考古工作陆续进行，不时有新的成果出现，人们开始推测，这里很可能是古蜀国曾经的都邑。
1986年，在四川省文物考古所陈德安的带领下，更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。每天都能“挖出点什么”——泥质红陶虎面、陶塑双面猫头鹰、朱红色漆器残皮、青铜牌饰，等等。但大家都在等待，一个更大的“惊喜”出现。
7月18日，砖厂工人杨远洪、刘光才取土的时候，突然挖到了一块十分精美的玉器，周围还有大量海贝，附近帮忙的村民听说了，全都围过来看热闹。考古队长陈德安也赶了过来，当他看到玉器距离地表接近两米，旁边有大量木炭、灰烬和骨渣时，第一直觉是“这是一个重要的墓葬坑吗”。
随后几天，考古队员们加紧时间工作。由于白天土层又干又硬，只能等到夜晚回潮、土质较为松软的时候挖掘，就这样，现场一度24小时连轴转。
◆“蜀王金腰带”出现了
7月30日凌晨，一块金色的东西从1号坑内的黑渣中露出来，清理1号坑的村民赶紧喊道：“陈老师，这里好像有一条鱼！”正在值夜班的考古队副队长陈显丹赶过来，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，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。
7月末的川西平原，即使在夜间天气依然炽热，陈显丹不敢耽搁，继续往下挑，又看到了鸟的图案，渐渐地，一条雕刻着纹饰、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展现在大家面前。陈显丹后来回忆：“我们之前以为1号坑是墓葬坑，这根金杖出土时是扭曲的，大家都以为是蜀王的金腰带。”
陈显丹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赶紧叫醒队长陈德安，由于这个发现过于重大，两人迅速做出决定：所有正在发掘现场的人都不能离开；派四川大学的实习生张文彦骑车去广汉县城报告，申请武警支援；陈德安则连夜动身赶回成都汇报。
5点多钟，天蒙蒙亮，广汉县委**派来的36名武警已经赶到，将现场保护起来。尽管两位队长要求**，“发现蜀王金腰带”的传说仍不胫而走，早起的村民闻讯赶来，将现场围得几乎水泄不通。陈显丹见现场秩序已经得到控制，才对众人正式宣布：有重大发现，金腰带出现了！
但是后来的研究结果确认，这并不是一根金腰带，而是一根金权杖。
◆金杖的主人是“鱼凫王”？
这根金杖全长142厘米，直径2.3厘米，重约500克，是目前夏商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器。其制作工艺是用金条捶打成宽约7.2厘米的金皮后，再包卷在木杖上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里面的木杖已经炭化，只剩一些残留木渣。
金杖一端以双勾手法雕有46厘米长的图案，分为三组：靠近端头的一组雕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，笑容可掬，头戴五齿王冠，两耳各有一副三角形耳坠；靠近杖内部的两组图案大致相同，上方是两只鸟头部相对，作展翅飞翔状，后面跟着两条鱼，一支羽箭穿过鸟的颈部，直插鱼头内。
关于这几组图案，历来众说纷纭。其中最明显的，当然是古书文献中“鱼凫”的讨论。有人说，这是崇尚“鱼”的部落与崇尚“鸟”的部落通过武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部落，因此用羽箭穿过两种图腾。有人说，“鱼凫”本来就是一个独立部落的图腾，而鱼凫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“鱼老鸹”“鱼鹰”，学名“鸬鹚”,今天广西桂林等地方还有渔民在驯养鱼鹰来捕鱼；至于那把羽箭，则是一根稻穗，象征着三星堆发达的农业文明。还有一种说法，鱼、鸟并非部落图腾，而是象征蜀王有上天下地之能，可以沟通人神。
至于头戴王冠的小人，有专家认为，这是古蜀国先祖蚕丛，贯穿鸟和鱼头的羽箭，代表蚕丛把蜀王金杖交给鱼凫，是当时王位禅让制度的体现。但是根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在蚕丛与鱼凫之间，古蜀国还有一位叫“柏灌”的王，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可靠。
最直白的一种解读是，从左至右的三个图案分别代表三个字，连起来恰好就是“鱼凫王”，也就是金杖的主人。
无论何种解说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金杖是古蜀国政教合一制度下的“王者之器”，象征着古蜀国的最高权力。
◆权杖来自西方文明吗？
众所周知，夏朝立国时，大禹铸九鼎代表天下，从此鼎成为中原王朝至高权力的象征。而权杖，更像是西方文明中王权的象征。
用权杖代表王权的传统，源自西亚地区。大约在公元前1776年，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了世界现存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。《汉谟拉比法典》原文刻在一段高2.25米的黑色岩石柱上，石柱上端刻着一幅浮雕图——太阳和正义之神沙马什正向汉谟拉比王授予象征王权的权杖，意为“君权神授”。根据学者研究，这个文化符号后来向西传播到埃及、古希腊，向南传播到印度，三大文明古国皆受其影响。
但就此判断三星堆的金杖也是受西亚文化影响未免有些言之过早了，在古代中国，并非没有出现过“权杖”一类的器物。
位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大墓中，曾出土玉权杖，由冠饰、端饰和钺三部分组成，为氏族首领和巫师所拥有，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。在云南丽江地区，纳西族先民也有用“灵杖”作祭祀法器的风俗，而且这种法器，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，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。
此外，在中国先民的生活中，也常有“杖”的身影。早在《山海经》中，就有“夸父追日，弃其杖，化为邓林”的记载；我国历代统治者，都有给老臣赐杖的惯例，如《汉书·孔光传》记载“赐太师灵寿杖”，《礼记·曲礼》载“大夫七十而致事。若不得谢，则必赐之几杖”，说明在中原文化中，“杖”即使不代表至高的王权，也是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。
看来，三星堆金杖到底是古蜀先民自发的智慧结晶，还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，目前仍存在一定疑问，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。（读者报记者 董小玥）
